歇根！他是美国人，远比你和我更美国。”

“我不在乎他在哪儿出生，他是俄国佬。”爸爸说，做出扭曲的表情，仿佛那是个肮脏的字眼。“他的父母是俄国佬，他的祖父母是俄国佬。我当着你妈妈的面发誓，要是他胆敢再碰我一下，我就扭断他的手。”

“施内德大夫的父母从俄国逃亡出来，你懂吗？他们逃亡！”

但爸爸一点都没听进去。有时我认为，爸爸惟一像爱他妻子那样深爱着的，是阿富汗，他的故国。我差点儿抓狂大叫，但我只是叹口气，转向施内德医师。“对不起，大夫，没有办法。”

第二个肺科医师叫阿曼尼，是伊朗人，爸爸同意了。阿曼尼大夫声音轻柔，留着弯曲的小胡子，一头银发。他告诉我们，他已经看过CAT扫描的结果，接下来他要做的，是进行一项叫支气管镜检查的程序，取下一片肺块做病理学分析。他安排下个星期进行。我搀扶爸爸走出诊室，向大夫道谢，心里想着如今我得带着“肺块”这个词过一整个星期了，这个字眼甚至比“可疑”更不吉利。我希望索拉雅能在这儿陪着我。

就像魔鬼一样，癌症有各种不同的名字。爸爸患的叫“燕麦细胞恶性肿瘤”。已经扩散。没法开刀。爸爸问起病况，阿曼尼大夫咬咬嘴唇，用了“严重”这个词。“当然，可以做化疗。”他说，“但那只是治标不治本。”

“那是什么意思？”爸爸问。

阿曼尼叹气说：“那就是说，它无法改变结果，只能延迟它的到来。”

“这个答案清楚多了，阿曼尼大夫，谢谢你。”爸爸说，“但请不要在我身上做化疗。”他露出如释重负的神情，一如那天在杜宾斯太太的柜台上放下那叠食物券。

“可是，爸爸……”

“别在公众场合跟我顶嘴，阿米尔，永远不要。你以为你是谁？”

塔赫里将军在跳蚤市场提到的雨水姗姗来迟了几个星期，但当我们走出阿曼尼大夫的诊室，过往的车辆令地面上的积水溅上人行道。爸爸点了根烟。我们回家的路上，他一直在车里抽烟。

就在他把钥匙伸进楼下大门的锁眼时，我说：“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化疗，爸爸。”

爸爸将钥匙放进口袋，把我从雨中拉进大楼破旧的雨棚之下，用拿着香烟的手戳戳我的胸膛：“住口！我已经决定了。”

“那我呢，爸爸？我该怎么办？”我说，泪如泉涌。

一抹厌恶的神色掠过他那张被雨水打湿的脸。在我小时候，每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