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爸爸已经是加油站的经理，那老板没有给他提供医疗保险，而爸爸满不在乎，没有坚持。于是我带他去圣荷塞的县立医院。有个面带菜色、双眼浮肿的大夫接待了我们，自我介绍说是第二年的驻院医师。“他看起来比你还年轻，但比我病得还重。”爸爸咕哝说。那驻院医师让我们下楼去做胸部X光扫描。护士喊我们进去的时候，医师正在填一张表。

“把这张表带到前台。”他说，匆匆写着。

“那是什么？”我问。

“转诊介绍。”他写啊写。

“干吗用？”

“给肺科。”

“那是什么？”

他瞥了我一眼，推了推眼镜，又开始写起来。“他肺部的右边有个黑点，我想让他们复查一下。”

“黑点？”我说，房间突然之间变得太小了。

“癌症吗？”爸爸若无其事地加上一句。

“也许是，总之很可疑。”医生咕哝道。

“你可以多告诉我们一些吗？”我问。

“没办法，需要先去做CAT扫描，然后去看肺科医生。”他把转诊单递给我。“你说过你爸爸吸烟，对吧？”

“是的。”

他点点头，眼光又看看我，看看爸爸，又收回来。“两个星期之内，他们会给你打电话。”

我想质问他，带着“可疑”这个词，我怎么撑过这两个星期？我怎么能够吃饭、工作、学习？他怎么可以用这个词打发我回家？

我接过那张表格，交了上去。那晚，我等到爸爸入睡，然后叠起一条毛毯，把它当成祷告用的褥子。我把头磕在地面，暗暗念诵那些记不太清楚的《可兰经》——在喀布尔的时候毛拉要求我们背诵的经文——求求真主大发善心，虽则我不知道他是否存在。那时我很羡慕那个毛拉，羡慕他的信仰和坚定。

两个星期过去了，我们没有接到电话。我打电话过去，他们告诉我说找不到那张转诊单，问我究竟有没有把它交上去。他们说再过三个星期，会打电话来。我勃然作色，经过一番交涉，把三个星期改为一个星期内做CAT，两个星期内看医生。

接诊的肺科医师叫施内德，开头一切都好，直到爸爸问他从哪里来，他说俄国。爸爸当场翻脸。

“对不起，大夫。”我说，将爸爸拉到一旁。施内德大夫微笑着站起来，手里还拿着听诊器。

“爸爸，我在候诊室看过施内德大夫的简历。他的出生地是密歇根，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