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枪用火药的配方比例是完全不同的。

还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时任福建提督陈阶平想方设法买到了一小包英国人的炮用火药，在用抬枪试射后，发现射程竟然达到了二百四十弓，也就是四百米。枪还是原来的枪，用了新式火药，射程陡然提高。之后道光便下令兵部修改火药配比，并全国推广。

再有就是训练了。顺治、康熙时代，因为战事不休的关系，清廷规定每年的九月或是十月，在卢沟桥的桥西开炮训练十天，每门炮的射击次数是一百次。后来又改为春秋两季逢“四、九”日演练火炮。

到了乾隆三十五年，经过多次调整，训练时间最终确定为每月五次，每次开三炮，以172.5米为射击距离，中靶率达到十五发十三中就合格。

以上说的还是京城火器营的训练标准，各地八旗和绿营那就没法说了。这年月的火炮训练打的准不准不是第一位的，熟悉操作、给火炮除锈对付上官检查才是最要紧的事。所以打多远要抬高炮口多少度、星斗怎么瞄准、炮位是否堪用都是茫然不知。

据已经归正的前清军黑龙江城炮营协领李彦升所说，在北海镇举兵前，黑龙江城的火器营本应每年训练三天，然而自李彦升当差以来，从未打过一炮，直到沙俄进攻，他们这些所谓的“炮兵”才仓促应战。

自乾隆继位以来，清军历次的大规模战争一旦需要精锐炮手的时候，无不是从京城火器营和武备院调人，还得带上造办处里的那台象限仪才行。

最后一点，就是清军的火器作战模式。

清军火器方阵发展始于康熙时代的乌兰布通之战，到了和噶尔丹决战的“昭莫多之战”，奠定了草原大漠作战的基本模式。即先以远程火力削弱敌军士气，待其濒临崩溃之际，通过骑兵侧击打开缺口，再一举击溃之。

在另一时空的历史上，这一模式一直延续到“八里桥”之战，才宣告完结。

到了乾隆中期，随着在西北用兵告一段落，清廷的军事重心开始转向西南，因该地区山箐深险，火器方阵无法摆开，于是火器的应用方式便由重视战阵训练转为强调个人勇武，其代表就是“大小金川战役”。

位于川西北高原的大小金川在清代的官方记载上说，尺寸皆山，陡峻无比，隘口处所则设有碉楼，累石如小城，中峙一最高者，状中峙一最高者，状如浮图，或八九丈，十余丈，甚至有十五六丈者。四围高下皆有小孔以资瞭望，以施枪炮，险要尤甚之处设碉，倍加坚固，名曰“战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