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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以前这些深圳电子集团的主管面对段云的时候，还有几分居高临下的傲慢的话，现如今再次看到段云的时候，这种傲慢已经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五味杂陈。

谁都没有想到，100多家国营企业3万多名职工的联合体，居然比不上一家刚入住深圳不到两年的私营企业。

深圳电子集团内部很多都是庸才，但还是有很多明眼人的，而且这些人似乎现在也回过味来，感觉当初段云确实设了个套子，摆了他们一道，把他们深圳电子集团拉入了全国录音机价格战中，以至于集团公司表面上销量非常可观，但实际上却损失惨重，赚了面子却丢了里子，集团的实力也消耗了不少。

而段云却早早全身而退，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清理完天音录音机的存货之后，立刻转型生产随身听产品，找到了更大的利润增长点。

如果不是国家出手的话，恐怕深圳电子集团的损失会更大，而这个时候计划经济的优势就体现了出来，国家相关部门果断出手，及时制止了录音机行业的价格战，但是重新恢复原价后，录音机市场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疲软，产业整体进入了微利时代。

事实上，在计划经济时代，全国性的行业价格战是很难打起来的，国家始终强有力的把控着国内商品的价格稳定，国内直到90年代中期实行市场经济的年代，价格战才变得普遍起来。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爱多VCD最先发起的VCD市场价格战，最开始上市的时候，爱多VCD一台售价在2000块钱左右，而在1997年打价格战的期间，买一台爱多VCD只需要1000多元左右，同时还可以获赠电饭煲，剃须刀，焖烧锅电风扇等4件礼品，价值在700元以上，而这场价格战过后，中国的VCD产业终于彻底跌出了“暴力的天堂”，利润变得非常微薄。

而且最为凄凉的是，中国所有的VCD企业核心部件竟然全部都是舶来品，芯片是荷兰飞利浦和美国C-CUBE的，机芯则是日本索尼和美国ESS的，所以真正旱涝保收，大赚其钱的全都是外国的公司，国内厂家只是赚了一些非常小的组装费用，这其实是一种很可悲的事情。

表面上来看，深圳电子集团下属的春梅电子厂确实成为了国内录音机行业的霸主，但实际上利润非常的微薄，以目前国内录音机的惨淡情况来看，估计需要好几年才能收回前期投入的大量本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