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榜，说他读书不行，那实在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

不过，纵观熊廷弼一生来说，科举高中这件事情对熊廷弼来说，是幸，也是不幸。

“幸”体现在熊廷弼借由科考，实现了由民到官的阶级攀升，有了实现自身抱负，留名青史的机会。

“不幸”则表现在，他进入了一个有着激烈党争的朝野，而偏偏他自身又有着刚烈的秉性，最后必然无法全身而退。

熊廷弼考中进士，由于只是同进士第一百一十五名，而他家境贫寒自然也就意味着在京中不可能有前辈照料。于是熊廷弼既没人关照，也没能考过馆试，第一次出任的官职当然非常不起眼——保定推官。

而与此同时，不仅他未来的对手努尔哈赤正在辽东一带蓬勃发展，这个时候的大明朝野，却还充斥着激烈的内斗，国力已经不能说止步不前，应该说是在三大征之下的持续衰退之中。

原历史中可没有高务实的掺和，朝中的势力在不断分合重组后，逐渐形成了齐、楚、浙三党与东林党对峙的局面，他们相互攻讦，只为争夺己方的最大权益。

早先几年，熊廷弼都在地方当官，从而幸运地没被这些激烈的党争波及到。但当他逐渐有了突出的政绩，被擢升为监察御史并步入朝堂后，他就再也无法置身事外了。

尽管熊廷弼本人全无“站队”的想法，但按照乡贯地域划分，他还是被自动划入了楚党，间接地与东林党站到了对立面。

然而，全靠自己努力改变命运的熊廷弼性情火爆，同时也刚正不阿，特别是对大明朝廷极为忠诚，对朝廷事务尤为挂心。因此，比起朝中其他更看重个人利益和己方阵营利益的官员，他显得“天真”和“稚嫩”了许多。

尽管身在楚党，熊廷弼也没有刻意拉开与东林党人的距离。其中部分东林党人，也因无明显纠纷，而与他保持着交好的关系。所以这个时期的熊廷弼，其实都是激烈党争中的边缘人，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正是这样的身份和地位，让熊廷弼在万历三十六年成为了两党眼中可以彻查“辽东弃地案”的合适御史人选，也因此与努尔哈赤有了交集。

“辽东弃地案”发生在两年前的万历三十四年。当时齐楚浙三党与东林党的博弈进入了白热化阶段，为前者阵营的辽东总兵官李成梁为避免殃及池鱼，打算在辽东提前剔除一些潜在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