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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萧大亨是个实学派官员，而且还是一位实学派老将——毕竟人家生于嘉靖十一年，今年已经六十有八(虚岁)。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也只剩两三年的仕途。

后世官场往往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一说，于是出现所谓的“五九现象”，意指一些官员在退休之前思想堕落，放弃原本可能不错的操守大捞特捞。

大明朝当然也有类似的现象，但很有意思的是，这种情况至少相对于后世而言反而并不那么常见。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这个时代的官员越是到了临近致仕，反而越是在意身后名之故。

在后世，父辈的好名声对于后辈只能说多少有点好处，但一般并不会很明显，而在大明这样的时代却不同，父辈、祖辈的好名声对于后辈来说简直是巨大的财富，且不说朝廷本就有恩荫等制度，就算没有，社会收益也难以衡量。

这样的社会风气，就导致很多官员反而担心晚节不保，越是到了临近致仕，越是谨慎为官，轻易不敢拿自己的官声名誉开玩笑。

萧大亨也是这样一位老臣。本来他出身就不太好，登榜不过同进士出身，与沈一贯差不多，都属于是朝廷高官中当年成绩吊车尾的水平。

成绩这东西考完就定了，没什么办法可以改变，因此想要一个好的名声，就只能在为官生涯中一点点积攒美誉。萧大亨为此花了大半辈子的时间，终于以贫寒出身做到总宪，成为朝廷七卿之一，他对此不仅自豪，而且满足。

[注：七卿是一个说法，即都察院左都御史与六部尚书，可以看做大明朝廷的七个实权职能部门一把手的合称。

作为堂堂左都御史，萧大亨对于皇帝咳血一事是有了解的，而且也收到了南宁侯府传来的某些关照。

因此，在赵志皋回府与钟兆斗商议的次日，当萧大亨听说钟兆斗上疏建议应该由都察院与东厂合力督办翊坤宫之调查时，他并没有太惊讶。

根据高务实派人送来的消息看，钟兆斗的奏疏不过只是前奏，后续还有其他表演，而自己暂时不必表态，静观其变即可。

果不其然，钟兆斗的奏疏只是揭幕，很快又有六七名科道官的疏文同样提出此议。萧大亨简单打量了一番这些人的名姓，发现全都是心学派言官，而且几乎都是与赵志皋相关的——不是门生，便是乡党，最不济也是曾经接受过赵志皋的恩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