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办法的大明官员们，不得已只好另觅他法，开始真正琢磨起怎么完成这个该死的考课法来。

这时候，高拱的各种私信又开始寄往各地。私信政治是大明内阁制的一种特色，就是辅臣不通过正式途径下文，而通过私信的方式告诉或者暗示地方官员该怎么办，这其实是内阁大学士不能真正成为宰相而不得已行之的一种变通办法。

然而，红头文件不如领导打个招呼，古今一贯如此，所以高拱的私信效果奇佳——收到信的官员们顿时就知道首辅大人的意思了：收商税啊！

农民起义在中国见得多了，商人起义在中国有吗？

君不见嘉靖朝最大的海商(海盗)五峰船主汪直都心心念念想着被朝廷招安吗？

几十年后还有个更牛逼的海商郑芝龙，一样是想方设法觅招安呢！

各地的地方官员得到暗示，心领神会，虽然明知道动商人的蛋糕会有不小的麻烦，但为了自己的乌纱帽，却也不得不想办法动上一动了！

不过，这些官员也分不同的情况，但凡是自家家境富裕的那种，一般来说动得就比较轻微，略微加一点点商税意思意思也就是了，因为他们只要稳住乌纱帽不掉，反正也不是很缺钱。

如果是那种寒门学子出身，家境一般的官员，通常就更有往上爬的意愿，动起手来刀子就下得比较狠。不过这么做也有危险，因为碰到某些地方商人或者经常卖粮的富绅势力较大的时候，可能会酿成一些小骚乱。

不过还是那句话，他们也就敢搞点什么聚众抗税、聚众罢市之类的名堂，在考课法中虽然也要扣分，但比出现民变、造反之类的情况扣分轻得多。

这些官员事后一计算才发现，一年哪怕出现三次这种罢市之类的骚乱所扣的分，也不如多收税所加的分多啊！那还犹豫什么，加啊！

当然大家也是会算账的，知道一年不能加得太多，因为今年加多了，明年想要超过今年这个基数可就难了。

于是，仿佛市场调节的大手一般，很多地方衙门都开始逐步而缓慢的开始加收商税，不求多，但求稳！

既然各地都加，那湖广当然也加。但是，商税的比例好加，商业规模的总值却不好提高，如果总值不提高，那商税想要连年增加就难办了，势必造成商人压力越来越大，慢慢地说不定做生意的人都会越来越少，那就麻烦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