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民律》的施行，意味着原本得到官方默许的“乡绅自治”制度将被取缔，地方士绅不得以任何形式，施行任何与审判、处罚和对乡民的强制集资行为。

而是由县一级官府设立的镇乡、村两级行政单位代替乡绅自治，过去大明也有基层行政单位，但基本都被当地乡绅大族架空，为了防范这一现象，又规定乡镇一级长吏不得由本乡镇人氏担任。

这种律法对于基层的深入掌控，上一次还是在秦朝。

除此之外，还有针对土地兼并的进一步限制，按照新行《民律》，官府分配土地的屯田户所属田地，二十年内不得买卖转移。关内十三个布政使司以及南北两直隶境内，个人所属耕地，不得超过三百顷（关外、中南半岛、南洋地区不在此列）。

关内土地交易，数额超过百亩的，需缴纳交易税五到二十倍的兼购税。

十二月初八，改革消息传到苏州府，激起乡绅抗议，两百多人聚集府衙请命，超过五百人在知府出行时围堵进谏。

时任苏州知府郑康元本来是军中将佐，军山湖之战后重伤退役，转为文职，哪里受得了这个鸟气，动员府治县属民兵，抓了近百人，期间爆发肢体冲突，重伤数人。

十天后，离苏州不远的松江府已经开始了新一轮度田工作，开始有士绅武力抗拒。

矛盾从南京向外延伸，只是月余时间，就延伸到了整个江南，进而向全国进展。

与以往不同，在这一次政治风暴中，不再是衙门单独推行，朱由榔不再是孤军奋战。

被解放的奴籍、贱籍百姓，在制度改革中获得发展空间的新兴资本家、新官僚们，刚刚萌芽，正在茁壮成长的城镇工人，成为了自己的急先锋。

仅仅是应天府，在光烈十四年元旦以后的十五天内，就有奴籍民众主动举报的藏匿人口，私自蓄奴，违法私刑、集资等案件五百余起。

大多数乡绅们不敢直接和官府对抗，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上，他们通过收买府县官僚，只是让自家奴婢和佃农在户籍上更改，但却事实上不放人，对下，他们以更严厉的手段封锁消息，禁止奴仆交流串联，维持统治。

但有些东西，只要开了口子，就再也不可能被按住了。

当越来越多的奴籍百姓看到周边，或是亲戚，或是乡邻家发生的变化，怎么可能还静得下来，心安理得的被控制。

若是换在天启崇祯时期，或许给大户人家当佃农、奴仆也不算什么坏事。但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