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还是南京，根本不是问题的本质，问题的关键在于，是“还都”，还是“定都”。

再深入的说，过去，为了抗清，为了挽救危局，天子和当局所作的绝大部分决策，大家还是能报以某种容忍的。

但之后呢？过去那些“卧薪尝胆”还作数吗？

比如，士绅一体纳粮，过去可以说是为了筹措军饷，为了推动北伐，那现在又该如何？

政治上的问题，不是不同意就作数的，就算朱由榔再强硬，难道就能制止许多事情了吗？收税要派出官吏，而这个时代，绝大多数官吏，又是什么出身呢？当然，大可以用高压政治，用铁腕去镇压，但你又让谁去做这些事情？不可能以后不收税了吧？

哪怕是最忠诚的军队，自己同样也有利益考量，这些军中将帅，真如李定国那种有些“武穆遗风”的，又有几人，对于更多的“北伐功臣”、“中兴功臣”而言，他们出生入死，难道不就是理所应当要获取政治特权，就应当高人一等吗。

中书科之前就有所统计，早在东征胜利以后，中军都督赵印选，先后在南直、广东，购地过万亩。

且不言钱是哪来的，军中一些陋习，朱由榔也有耳闻，但这些事情，难道就只有赵印选一人吗？这些，于北伐当中，完成了阶级跃迁的功臣们，又心甘情愿纳税贡赋了？

当年朱元璋清肃官员，自然有极大的政治考量，但那些个淮西功臣们又哪里是冰清玉洁？

早在东征结束后，朱由榔就已经敏锐地察觉到

自己麾下这个看似无比忠诚的班子，事实上在迅速和既得利益集团媾和，迅速完成自身的“蜕化”。

可自己又能如何呢？怪他们做得不对？几千年来，历朝历代难道不都是如此吗！

都说汉光武如何如何中兴，可谁又知道，光武帝临死之时，却只能叹息“朕无益百姓”。

自己能说什么，告诉他们，这样是不对的，否则早晚有一天，还会被另一个李自成、张献忠推翻？

从光烈七年秋，到光烈八年春，一直到留在北方，朱由榔看了许多，也想了许多。

只觉得，自己眼前，明明是大好局势，再也没有什么危在旦夕的生死胁迫，却反而步步维艰......

仿佛一个杂技演员般，手持平衡木，走在细细的钢丝绳上

他可以选择看不见，选择“什么都不知道”，假装忘记那滚滚而来的历史潮流，忘记自己曾经所接受的教育、价值观，忘记为了让自己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