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十篇多耗心血，其中缘由，却是为何，想来各位同门，也都希望老师指点一二吧？”这位学生名叫陈文述，倒是阮元全依八股文、试贴诗之优长选取的生员，因此在学生中最为服众。

他所言《大戴礼记》之事，乃是中国儒家学术史上一大要事，西汉之时，《礼经》作为儒家《五经》之一被列于学官，但同时尚存孔门弟子讲论古礼之文百余篇，儒者戴德、戴圣对这些论礼之文详加取舍，各成一部《礼记》，戴德所成即为《大戴礼记》，戴圣成《小戴礼记》。然而在儒家发展过程中，《小戴礼记》因简约易懂，逐渐被更多习礼之人传承，最终取代了汉代的《礼经》，成为唐以后《五经》中的《礼经》部分，即今人所言《礼记》。而汉代《礼经》则成为今日之《仪礼》，宋明以来，研习《仪礼》者日稀，直到清代《仪礼》才重新受到更多学者重视，阮元早年即因为通晓《仪礼》，得以校勘《开成石经》中的《仪礼》部分。

而戴德的《大戴礼记》，同样因修习者少，渐渐失传，到了唐代，原本八十五篇的《大戴礼记》只剩下三十九篇，北周之时，名臣学者卢辩曾为《大戴礼记》做注，也简约不敷学子之用。宋代初立《十三经》之名时，有人试图将《大戴礼记》加入作为第十四部经典，最终也不了了之。也是一直到了清代，《大戴礼记》才被部分学者重新重视，并加以注释，却仍与科举无关。是以陈文述所问，本也是一大半在座学生心中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