箕山东南麓的襄城以及伏牛山东北麓的叶县，早就划入楚山行营的防御范围之内，但楚山之前所能管辖，仅限于襄城以及叶县县城附近二三十里范围之内的山岭。

从叶县县城往西，绝大部分伏牛山山地，则隶属于汝州的郏县、鲁山、梁县、汝阳等县；从叶县县城往南的大部分山地，则属于南阳府治下的方城、向城两县。

从襄城以西，大部分箕山（嵩山南脉），南坡隶属于汝州下辖的郏县、鲁山、梁县诸县，北坡则隶属敌军控制登封县。

这些山地，之前归属于郑怀忠统领的河洛行营治下，郑怀忠南撤后，则隶属于杨麟统领的汝州及左骁胜军冶下。

虽说徐怀一直强调左骁胜军应该更好的依托伏牛山、箕山的险要地形，抵御占据河洛地区的虏兵南下，但左骁胜军后续还是将重心放在汝阳、梁县等城池的守御上。

杨麟非是不想，实则不能也。

主要原因乃是杨麟治下没有一队精练能干的地方吏治队伍，短时间并不能真正掌握汝州地方事务。

河洛敌军沿伊水大举南下，在迫在眉睫、自身难以抵挡的生死威胁之下，汝州盆地内部的乡绅士族，要么遵从杨麟的清野令，放弃坞寨庄园撤入梁县等城池以避战乱，或直接举家逃往南阳、襄阳等地，或举族避入山中，要么打开坞堡屯寨，迎接左骁胜军精锐入驻加强防御。

杨麟从这些坞堡村寨，无论是征调粮秣，还是征募乡勇补充守军的不足，也没有遭受到太强烈的抵制，各方面都非常的顺从。

不过，杨麟在汝州统治的触手，却没有办法有效的向汝州盆地两侧的伏牛山以及箕山内部延伸——不要说接管山地坞堡村寨的守御了，征粮募勇等事都无法有效开展下去。

这种情形，与匪乱之前的桐柏山大姓宗族在县治之外保持相对独立、封闭地位，极为相似。

本质原因同样是传统的县治对乡野地方的控制手段极为有限。

不过，杨麟做不到的，不意味着楚山做不到。

楚山崛起的根基，就是对桐柏山南北岭绝大部分山地的控制与经营，继而扩大到对大复山、金顶山及灯台架等山的控制与经营上去，也早已形成一整套以巡检司、乡司制为核心的统治手段——楚山这些年同时也以伤病、年龄等因素退出营伍的老卒为基础，在一批通习吏事的武吏率领下，形成近千人规模、绝对忠诚于行营指挥的巡检司、乡司吏治队伍。

因此楚山才能够完全绕开乡豪士绅，直接掌控诸村寨粮秣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