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就在提亲那夜，索拉雅跟我说起她的过去，也体验过某种非常相似的感觉。

但这一次，说故事的人是我，她在哭泣。

“你怎么想？”我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想，阿米尔。你一下子告诉我太多了。”

“我知道。”

我听见她擦鼻子的声音。“但我很清楚地知道的是：你必须把他带回家。我要你这么做。”

“你确定吗？”我说，闭上双眼，微笑起来。

“我确定吗？”她说，“阿米尔，他是你的侄儿，你的家人，所以他也是我的侄儿。我当然确定，你不能任他流落街头。”她停顿了一会，“他性子怎样？”

我望向睡在床上的索拉博：“他很可爱，很严肃那种。”

“谁能怪他呢？”她说，“我想见到他，阿米尔。我真的想。”

“索拉雅？”

“嗯。”

“我爱你。”

“我也爱你。”她说。我听得见她话里的笑意，“小心点。”

“我会的。还有，别告诉你父母他是谁。如果他们想知道，应该让我来说。”

“好的。”

我们挂上电话。伊斯兰堡美国大使馆外面的草坪修剪齐整，点缀着一圈圈花儿，四周是挺直的篱笆。房子本身跟伊斯兰堡很多建筑很相像：白色的平房。我们穿过几个街区，到达那儿，三个不同的安检人员搜我的身，因为我下巴缝着的线弄响了金属探测器。我们最终从热浪中走进去，空调的冷风扑面而来，好像冰水泼在脸上。接待室的秘书是个五十来岁的金发妇女，脸庞瘦削。我自报家门，她微微一笑。她穿着米色的罩衫和黑色的休闲裤——她是我数个星期来见到的第一个没有穿着蒙脸长袍或者棉袍的女人。她在预约单上查找我的名字，用铅笔带橡皮擦那头敲着办公桌。她找到我的名字，让我坐下。

“你们想来杯柠檬汁吗？”她问。

“我不要，谢谢。”

“你儿子要吗？”

“什么？”

“那个英俊的小绅士，”她说，朝索拉博笑着。

“哦，好的，谢谢你。”

索拉博和我坐在黑色的皮沙发上，就在接待柜台对面，挨着一面高高的美国国旗。索拉博从玻璃桌面的咖啡桌挑起一本杂志。他翻阅着，心不在焉地看着图片。

“怎么啦？”索拉博说。

“什么？”

“你在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