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奴婢的法律地位，与唐代相比有了明显提高，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能说明宋代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了改善。宋代与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一样，妾的法律地位并没有像妻子的法律地位那样明确，是因为妾始终是处于法律上和社会上的边缘，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一点特权。

在法律上，总体上塑造了一个三层的等级体系：妻高于妾，妾高于婢，而关于宋代妾的法律地位总体上没有超出这一框架，学界也几乎认同这一观点。

在任何情况下男子都不能把妾升格为妻，哪怕妻子已经去世，但是可以把生了孩子的婢女生为妾。吕永在《宋代的妾问题研究》一文中根据《宋刑统》所规定的妾的嫁娶之禁：居丧与祖父母、父母被囚期间、同性之间、亲属之间不得嫁娶为妾、不得嫡庶乱位、逃亡妇女不能为妾、监临官不得娶所监临之女为妾、奴婢不能私自嫁给他人为妾、禁止嫁给蕃人为妾；此外还规定禁止宗室纳娼妓为妾，禁止宗室女不“礼娶”而做一个屈居“妻”之下的妾，禁止僧道婚娶妾。宋代关于娶妾的立法更加的完备、严明，并且在执法上也更加严格。可以得见成为妾也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妾必须是良人。

戴建国的《“主仆名分”与宋代奴婢的法律地位——唐宋变革时期阶级结构研究之一》一文中通过对于宋朝法律的解释对于奴婢的法律地位作了解释：“宋代奴婢受其在日常生活中实际谋生方式的制约，具有身份的低贱性，因’主仆名分’的影响，依附于雇主，没有自主权。”这也能说明奴婢不得私自嫁与他人为妾，说明妾的地位要高于奴婢。

王扬在《宋代女性法律地位研究》一文中指出，国家的法律允许纳妾，但是设立了妻尊妾卑的法律制度。主要表现在婚姻关系、服制、身份地位、刑法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指出虽然法律规定了妻不能为妾、妾不能为妻，但是宋时以妾扶为正室是常有的事，很少受到实质上法律的处罚，只是有违伦理。这就与法律所规定的不相符，反映了法律与实际的不相符，与前面伊佩霞严格的论述妾不能升为妻的看法有分歧。此外，法律规定妾通买卖，这就说明了妾与夫之间的婚姻实际上与妻与夫相比是极为不稳定的。这会导致一些严重的后果，不利于婚姻制度的稳定与发展，甚至会危害到整个社会的秩序。

王阔的《尴尬与矛盾：宋代妾的地位和形象研究——以宋代士大夫视野为中心》以妾的法律地位在中国历史上的演变，来探讨其法律地位变化，认为宋代妾的法律地位相较于唐代和元代，没有什么太大